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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全面实施的开局之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作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的核心抓手，正步入制度定型与实践深化的关键阶段。“十五五”规划明确“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为这一领域的深化实践指明了方向。

当前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已完成从试点探索到全域落地的跨越，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在多地常态化应用，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持续完善，绿色金融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深度融合，多元化转化模式日趋成熟，制度体系框架也基本成型。但与此同时，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仍面临概念与标准不统一、区域转化效率差异显著、社会资本参与动力不足、价值变现渠道狭窄等深层次挑战，亟待在“十五五”时期探索破局路径。为此，本刊对长期深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与实现机制研究的91黑料网 研究员、91黑料网 生态环境学院院长庞军进行了专访，结合其团队的研究实践与前沿思考，解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创新路径、实践难点与发展方向，为“十五五”时期各地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从理论探索走向制度创新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以下简称CST）：当前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已形成哪些标志性成果？这些成果如何为“十五五”规划深化推进筑牢基础？

庞军：“十四五”时期以来，我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从理论探索走向制度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新模式，具体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成果。

一是核算标准体系基本建立，破解了“度量难”。2022年《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的印发，明确了生态产品总值核算的指标体系、具体算法和数据调查方法。在此基础上，各地积极探索将生态系统碳汇功能、水源涵养功能、土壤保持功能等纳入核算框架，标志着我国生态产品核算从“有没有”向“准不准”转变。

二是多元化模式日趋成熟，“两山”转化通道显著拓宽。经过各地积极探索，已形成生态产业化经营、生态补偿、生态权益交易、生态资源权益出让等成熟模式。生态产业化方面，“生态 + 农业”“生态 + 文旅”等业态蓬勃发展；生态补偿方面，新安江等跨省、跨市流域补偿成效显著；生态权益交易方面，全国碳市场累计成交额突破500亿元。EOD（以生态环境为导向的开发）模式的推广，更实现了生态修复与产业开发的统一。

三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框架基本成型，制度体系全面建立。2021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构建了从调查监测到价值实现的完整制度闭环。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绿色金融创新、干部绩效考评等配套改革的推进，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从产权界定到考核激励的全链条保障。

面向“十五五”时期，应在现有基础上重点推进三个方面工作：一是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生态产品交易平台，打破区域壁垒；二是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绿色金融的融合，创新更多适配生态产品特性的金融工具；三是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战略的深度衔接。

CST：当前生态产品价值依然存在概念界定模糊、核算标准不统一、转化路径单一等问题，不仅导致地方实践难以形成合力，还制约了跨区域交易流通与政策落地实效。“十五五”时期如何解决这些难题？

庞军：生态产品的概念与标准是“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逻辑起点与落地依据。自《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首次提出以来，生态产品已从最初的公共性生态要素，发展为涵盖物质供给、调节服务与文化服务的完整体系。我院研究团队跟踪发现，2023年全国近三分之一城市探索GEP核算，至2025年底已超半数，GEP、VEP逐步获得政府与市场认可。生态产品的理论认识不断深化，核算技术动态发展，概念不统一、路径不丰富的问题也必然是阶段性的。按照“2035年全面建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国家部署，未来5～10年这些问题将逐步解决。在此之前，面对这些问题，建议在实际推进工作时可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首先是坚持实践导向。概念与标准服务于转化，核算结果只有通过市场化交易、政府补偿等形式变现，概念与标准才有实际意义。跟踪多部标准发现，学界对价值核算是否剔除资本、劳动等要素、生态产品来自生态系统，还是与人类共同作用产生等问题仍有争议。地方实践也普遍面临统计数据缺失、核算成本高、配套核算系统不匹配的问题。概念与规则设计应以可行性与实用性为前提，优先明确地方能用、好算、可比的操作边界，避免陷入理想化的概念之争。

其次是统筹资源保护和产品开发。优良生态本底是持续产出优质生态产品的前提，任何开发都必须建立在生态承载力可控的基础上，杜绝以短期经济效益损害长期生态保护成果。建议“十五五”时期，对碳汇、水源涵养等公共性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收益按固定比例提取，或设立“生态保护修复基金”，专项用于生态系统修复，确保价值实现可持续。

最后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功能边界，实现协同发力。城市生态资产管理指数评估显示，多数城市尚未兼顾二者。政府性补偿与市场化交易作为核心实现形式，应遵循“政府主导制度公平、市场激活配置效率”的原则协同推进。市场聚焦资源配置效率，丰富市场转化路径；政府兼顾公平，结合核算结果优化生态补偿资金结构与效能，既要保障生态管护人的合理收益，也要给予社会资本适当回报，共同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为同类城市提供可复制的“南平方案”

CST：您牵头团队完成的全国首份生态茶园VEP核算技术指南《南平市生态茶园VEP核算成果报告》（以下简称《成果报告》），核心创新点是什么？为未来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实践提供了哪些示范与启发？

庞军：《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构建行政区域单元生态产品总值（GEP）和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VEP）评价体系，旨在量化生态要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为生态要素市场化配置与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其中，GEP多用于行政单元尺度评价，VEP则聚焦项目层面，以市场化为导向。

国内VEP研究与实践尚处起步阶段，核心问题在于缺乏统一的核算标准，核算方法、边界与应用场景不明朗，导致地方工作成效有限、横向比较困难，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源难以有效进入。结合南平市在茶产业方面的良好基础，2025年我院研究团队以生态茶园这一典型生态化改造项目为对象开展VEP研究，2025年底发布的《成果报告》系统梳理了VEP理论框架与实践进展，明确了核算技术流程与结果。其创新性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开发了茶产业首个标准化、可操作的项目级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指南。通过实地调研与数据采集，团队构建了适配生态茶园的本地化参数库，形成能够精确量化生态增量的核算模型，填补了该领域技术空白。

二是构建了生产端与消费端双轨并行的核算视角。除从生产过程还原生态价值外，报告引入消费者支付意愿分析，模拟市场选择以评估生态茶的价值增值潜力。这一方法拓展了核算边界，也为生态资产估值与绿色金融产品设计提供了更可信的数据支撑。

三是论证了VEP作为绿色金融授信依据的可行性，推动相关金融产品落地。科学度量的VEP降低了金融机构的绿色识别成本，能够作为信贷风险的重要参考，这一判断得到兴业银行南平分行的支持，促成了全国首批生态茶园VEP贷款。

这份《成果报告》以南平市为样本，但评估思路、指标体系与模型方法具有通用性，可为生态茶园、生态果园、有机农业园区等项目提供价值核算参考，并为基于生态要素的金融服务设计提供支撑。该报告发布后，南平市多个区县主动咨询核算流程，显示出其服务地方发展的实际价值。

CST：“十五五”时期，不同类型城市如何“因地制宜”探索路径？能否以南平市（管理一市场型）为例，解读其在延长生态产业链、创新金融产品上的突破方向？

庞军：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是拓宽“两山”转化通道的重要路径，以生态为底色、产业为载体，决定了市场化运作是价值变现的核心动力，但生态产品的公共性、地域性等属性，也意味着单纯依赖市场易出现市场失灵问题。基于此，生态资产管理指数按“资源和管理”“补偿与市场”两个维度，形成“资源一补偿型”“资源一市场型”等五类城市。不同城市“因地制宜”的核心逻辑是扬长补短，通过“自强”提升自身实力，通过“互鉴”深化跨域协作，破解资源错配。

在自身建设方面，建议城市立足禀赋和发展阶段设立高位推动机制。例如，南平市聚焦茶、竹等特色资源，黄山市围绕生态文旅优势，均由市主要领导挂帅成立专项小组，提升顶层推动力。此外，应围绕“确权、核算、应用、变现、反哺”链条，将管理能力提升作为重心，加快补齐特色产业数据库等数据基础设施短板，让“因地制宜”有据可依。在跨域协作方面，应将城市发展置于全国乃至全球格局之中。在东西部资源与管理能力差异的背景下，鼓励要素互通，促进中西部富集资源与东部比较优势结合。例如，在区域对口帮扶的安排下，除采购西部生态产品外，还可以积极探索拓展碳汇联合开发、生态产业共建等合作。数字技术的普及降低了跨区域协同的难度，为东西部优势互补开辟了新空间。

南平市“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已初具成效。南平市作为“管理一市场型”城市典型，其政府管理水平指数居全国首位。该市聚焦本地资源，打造了“一座山、一片叶、一只鸡、一根竹、一瓶水”五个“一”优势产业链。南平市以绿色产业创新服务平台为核心，围绕绿色产业发展的人才、资金和创新需求，对接全球专利和政策资讯库，通过要素汇聚缓解企业发展约束。目前，南平市已完成对竹、水、鸡、茶、氟新材料等8个产业创新链图谱绘制，梳理行业关键技术101项。另外，南平市的生态金融创新从“生态银行”起步，持续突破。2025年，南平市推出了全国首笔河湖碳汇挂钩贷款，通过将河湖碳汇价值与信贷投放绑定，支持企业购买碳汇以抵消碳排放。这一探索既契合国家落实“双碳”目标的主旋律，也彰显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无限可能，为同类城市提供了可复制的“南平方案”。

“政府 + 市场”有机结合，让生态价值转化为民生福祉

CST：“十五五”时期，VEP理论在已有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如何结合区域资源禀赋进一步下沉？如何让当地群众直观感受生态价值可变现？

庞军：随着核算技术完善，度量问题逐步解决，但“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难”仍是生态产品市场化的核心难题。在合理确权前提下，VEP本质是对生态要素未来收益权的核算，核准后可转化为可质押标的与补偿依据，为生态资产变现提供路径。研究团队成果回应了茶产业生态价值的“四难”问题，但面向不同地区，VEP核算距预期尚有差距。“十五五”时期建议聚焦VEP概念、核算技术与制度设计。

首先，VEP不是GEP在微观尺度的简单降维，它核算的是特定项目因生态赋能而产生的价值增量。当前部分地区的VEP核算准则仿照GEP将三类生态产品的价值重新核算，这不仅面临微观数据获取难题，导致结果失真，也丧失了VEP市场化变现的目标指向。国家层面应尽快界定VEP的增量概念，统一核算思路，避免地方资源因方向不统一而损耗。

其次，VEP的核心思路是“因地制宜”设计识别场景，分离生态资源的超额收益，这意味着VEP适配于地区差异化的禀赋条件，具有独立性与多样性。建议借鉴自愿碳市场经验，国家层面出台原则性技术导则，具体到特色产业创建单品类的VEP核算方法论。正如课题组针对生态茶产业开展VEP核算，花卉产业、有机农业、生态文化古镇等特定场景也需要可复用的方法学。

制度设计上，政府是推动“两山”转化的重要角色，VEP给了政府重要的管理抓手，如何让GEP、VEP真正发挥激励功能是“十五五”时期的重点。例如，通过VEP预评估优化区域空间布局，最大化利用生态要素；根据核算结果筛选“生态友好”项目，构建VEP项目库，等等。同时，政府需提前培育具备核算资质的企业主体或咨询机构，主动提升数据质量与核算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南平市“生态银行”就是“政府确权 + 市场变现”让群众增收的典型。林业局给林地确权后，“生态银行”将分散林地集中运营，分红返利于民。与它类似，福建三明林业碳票经确权登记后形成碳资产，由企业认购。2025年，三明市沙县区6693吨林业碳票碳减排量以10.04万元完成跨区域认购，其中1000吨助农公益碳汇为当地村民带来1.5万元收益。

当前全国各地水库水生态碳票、草票、农业碳票等创新不断涌现，通过“政府 + 市场”有机结合，让生态价值真正转化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CST：针对当前生态资产管理“西部依赖补偿、东部侧重市场化”的区域失衡问题，跨区域横向补偿机制如何设计才能更好地推动西部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

庞军：中国区域间发展失衡也导致生态保护与利用的失衡。这一格局在党的十八大后得到了明显好转，但西部富集的生态产品与东部旺盛的市场需求仍存在不均衡。西部的生态环境状况直接关系中下游数亿人口的饮水安全和生态安全，而保护生态部分限制了工业产业的发展，如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工程中西部承担了资源开采和生态保护成本，却未充分分享东部发展的红利。生态补偿正是对生态保护者予以激励的制度安排。

数据显示，西部地区生态转移支付占全国生态转移支付资金的比例接近50%，青海省人均生态转移支付资金超过千元。生态转移支付资金总量上确实向西部倾斜，而结构上，资金大部分以国家纵向转移支付为主，来自中下游受益地区的横向补偿较少。

针对当前横向补偿模式单一、结构失衡、标准不清的现状，我建议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一是构建多维横向补偿指标体系。现有流域横向补偿普遍使用的水质、COD浓度等指标仅反映了有限的水资源生态功能。可以考虑形成综合性的水生态评价指标，融合水质、生态服务以及特色功能量，突破单一水质指标的片面性与激励扭曲问题。例如，北京市建立了以调节服务价值（GEP- R）为标准的跨区域横向补偿机制，将GEP、VEP与生态保护实践相结合是未来的趋势。

二是拓展跨区域合作路径。《生态保护补偿条例》指出补偿模式除了资金支付外，还包括对口协作、产业转移、购买生态产品等多种形式。从简单的“给钱”到园区、技术和人才的共享，实现了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深圳与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合作建立大健康特别合作试验区就是典型，以“飞地经济”模式打造农业、工业、旅游业融合发展的大健康产业体系。

三是引入市场化补偿机制，拓宽生态要素市场。依托生态产品交易中心，探索生态权益交易，将西部清洁水源包装为可交易的“生态水权”，水土保持成果转化为标准化“流域碳汇资产”，借力要素市场化改革实现跨区域的生态付费。

“保护者受益”的利益导向是形成全民合力的关键

CST：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需“政府一市场一社会”协同，但目前社会资本参与动力不足、公众认知度不高。您认为“十五五”时期如何提升公众参与度、形成生态价值创造的全民合力？

庞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三方协同。当前社会资本动力不足、公众认知不高，本质上是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难“四难”问题在社会层面的体现。破解困局，需政府通过制度设计降低不确定性，形成“风险可担、收益可期、价值可感”的参与环境。

第一，以政策创新降低门槛，建立风险分担与收益共享机制。社会资本顾虑核心在于周期长、风险高。建议设立多层次生态产品风险补偿基金，借鉴农业保险对自然灾害、价格波动进行兜底。怀化市“财政风险补偿 + 生态资产抵质押”模式值得推广：政府出资建立补偿池，银行按估值放贷，既解抵押难题，又降金融机构顾虑，让社会资本进得来、退得出。

第二，以场景化传播提升认知，打造沉浸式价值体验。公众感知低，因为生态价值看不见。需将抽象价值转为具象场景。一方面推广典型案例，《2025城市生态资产管理指数报告》显示，“丽水山耕”“武夷山水”的成功之处在于形成可复制模式。建议建立国家级案例库，通过短视频、纪录片走进公众。另一方面创新参与场景，如开发碳普惠小程序，让绿色出行、垃圾分类兑换生态产品；推动生态产品进商超，赣州脐橙将碳汇量印于包装，显著提升购买意愿。

第三，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形成共创共享循环。政府要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搭建政企社协同平台。同时完善收益分配，让保护者切实获益。南平市茶园VEP核算表明，当茶农从碳汇、水土保持中获得额外收益时，其保护生态的主动性显著增强。这种“保护者受益”的利益导向，正是形成全民合力的关键。